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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年投入革命2019年3月19日

时间:2019-03-19来源:未知 作者:admin点击:
中央文献出版社2007年出版发行的《在动乱岁月》一书,第二十三节中记述了遵照和周恩来关于解放老干部的指示精神,抓紧做好解放175位将军的工作。其中写道:原昆明军区司令员中将、(第二)政治委员李成芳中将,是红四方面军的团长、团政治委员,抗日

  中央文献出版社2007年出版发行的《在动乱岁月》一书,第二十三节中记述了遵照和周恩来关于解放老干部的指示精神,抓紧“做好解放175位将军的工作”。其中写道:“原昆明军区司令员中将、(第二)政治委员李成芳中将,是红四方面军的团长、团政治委员,抗日战争时期都在晋冀鲁豫军区担任过分区司令员,解放战争时期是刘邓大军的纵队司令员、政治委员、军长。解放后,贺龙元帅担任西南军区司令员,与这两位军长是上下级关系。‘’中,他们被诬陷为‘贺龙分子’关押起来,总政治部连个关押地点都不知道。几经周折,才弄清他们被关押在湖南境内广州军区一个军队农场。按照周恩来的指示,先后将、李成芳和昆明军区副政委胡荣贵少将、副政治委员张子明少将,南京军区原参谋长王蕴瑞少将等接回北京,休息治疗,等待安排工作,并将情况向周恩来作了汇报。”

  去湖南接、李成芳等“回北京休息治疗,等待安排工作”的任务,是派我和总政组织部的秘书任振先具体执行的。有人戏称我俩这次执行的任务是接干部出“牛棚”。在完成这一工作任务的中间,颇有一些值得回顾的故事,现整理出来,以飨读者。

  我于1968年冬由济南军区政治部借调到军委办事组干部部工作。1969年7月,由南京军区调军委办事组后,就在京西宾馆住宿和办公,我和他经常见面,但工作上没有直接接触。1969年12月,总政恢复办公后,搬到旃坛寺总政大楼办公。开始是以总政临时党委书记的身份主持工作,半年后被任命为主任。这样一来,我就同他断不了在小型会议上或呈送、领取文件等工作中有所接触。1972年国庆节后的一天早晨,总政干部部领导通知我,带上洗漱用具、粮票、出差费,早饭后接上总政组织部的任秘书一起去京西宾馆找主任受领任务。

  我俩到宾馆九层西头套间见到后,他开门见山交代任务说:“你们马上出发到湖南省军区了解一下、李成芳、胡荣贵、张子明、王蕴瑞、张力雄六个人的情况。”他还特意交代:“见到后,问一问他当时是怎么被留在北京,没有回到昆明军区去的。”

  我当时在总政干部部第二任免处(后改称第二任免局)任副处长,该处负责各大军区正师职以上干部的任免工作。这六位将军“靠边站”前都属该处业务管辖范围,老的花名册上都有他们的名字,所以一讲他们的姓名,我都知道他们原来的任职情况。是昆明军区司令员,李成芳是昆明军区第二政委,胡荣贵、张子明是昆明军区副政委,王蕴瑞是南京军区参谋长,张力雄是云南省军区第二政委。“”中他们先后“靠边站”,有的归中央第一专案办公室审查,有的归别的专案组审查。审查情况专案组从来不向总政干部部通气,总政干部部也有一条不成文的规定,不准过问专案审查对象的情况。因此,我想请李主任明确一下这六位将军的矛盾性质,便说:“主任,我们见到他们时,怎么说明来意?”回答说:“一是代表组织看望他们,二是听取他们的意见。”听到这两条,我心里就有底了:至多是人民内部矛盾。

  我和任振先从京西宾馆直奔首都机场。那时客运航班很少,事先又没有订购机票,只能是遇到哪趟航班就乘坐哪趟航班。到机场不久,有一架从沈阳飞广州的里-2型小飞机,十几个座位的座舱内只有我和任振先两个乘客,在开封、武昌两次落地后于下午到达长沙。湖南省军区政治部一位副主任和干部处处长到机场把我俩接到接待所,问工作怎么安排。我说,我们这次来湖南的任务是专程看望、李成芳等六名干部。干部处处长说,他们现在都住在宁乡县的灰汤疗养院。我说,那就请省军区安排一辆车,明天早饭后出发去灰汤。

  等六位将军是1969年“紧急战备”时被疏散到湖南的,开始安排在洞庭湖畔汉寿县的一个部队农场劳动,“九一三”事件后,于1972年4月转到坐落在宁乡县灰汤镇附近的解放军364医院(又称“灰汤疗养院”)休息。他们的日常生活由湖南省军区管理,但是这六位将军为什么被“靠边站”,到底有什么问题,谁也没有向省军区作过交代,省军区的同志也不便过问。中间除了时不时有专案组人员找某个人谈话、调查核对材料以外,他们与原单位完全断绝了组织联系。

  灰汤疗养院坐落在素有“潇湘第一泉”之称的灰汤温泉附近,山清水秀,环境幽静,温泉水温高达90摄氏度左右,确实是个疗养的好地方。六位将军从农场转到这里,处境有了很大改观:一是解除了劳动;二是家属可以前来探望团聚;三是可以到食堂吃饭,也可以自己起火;四是归口管理的机关不是原来的保卫部门,而是换成了干部管理部门。

  然而,对他们的处理还是留了个“尾巴”。他们虽然住在了疗养病房,但并没有真正享受到正常“疗养员”的待遇,日夜24小时陪伴他们的不是医生、护士,而是保卫干部和警卫战士。他们住的病房,是在一座二层楼的楼上,房子窗户朝南,房门向北,病房门外有一个敞开式的长廊相连,长廊两头各有一个楼梯。六位将军和他们的夫人住在中间,两头靠楼梯的房间里住着负责他们安全的干部和战士。他们外出活动,要向警卫人员请假,活动范围只能在疗养院附近。管理他们的省军区政治部干部处,有事都是通过照管他们的警卫人员转达,从来不与他们直接接触。干部处处长为六个人的事免不了去疗养院收发文件、部署工作,但与他们“保持距离”却一直没有改变。因此,我见到这六位将军时的一些举动,使他感到“不一般”。

  省军区干部处处长陪同我俩到达疗养院,我们把随身所带的日常用具放在招待所就去病房探望。先是一户一户地拜见,见了面我首先向对方敬礼,问候“秦司令好”、“李政委好”,然后说:“我叫刘岩,是总政干部部第二任免处副处长。他叫任振先,是总政组织部秘书。我俩受总政治部主任的委托来看望首长,一会儿集中一块再汇报来意。”六户走访完毕,大家先后来到学习室坐定。我说:“主任派我俩专程来的任务,一是代表组织看望六位首长,二是听取首长们的意见。听取意见的方式准备一户一户个别交谈,我俩由东向西,到首长房间一位一位地谈,时间不限,请你们把要说的话说完为止。有的事一次没谈完,想起来可以第二次、第三次谈,我们什么时候听完首长们的意见,什么时候再离开疗养院回北京。”

  散会后,接着到房间个别交谈。此时,我示意省军区干部处处长不必再陪伴了。他回到招待所给省军区领导打电话,汇报我们会见六位将军时的情况。后来听说,他打电话的第一句话是:“总政来的这位处长举动可不一般!”所谓“不一般”,是与过去来疗养院的专案人员的举动对比而言的。专案人员见到他们一不敬礼,二不握手,三不称呼职务,四是叫名字时不加“同志”二字,有的甚至还加以训斥、指责。

  我俩用两天的时间,听取了六位将军的意见后返回北京。一到办公室,干部部的领导同志就交给我一份广州军区政治部发给总政治部的电报,内容是关于改善等六位将军生活状况的几条措施,请示总政治部是否同意。措施有五六项,其中包括:一是把六位将军接到长沙大医院,全面检查一次身体;二是由广州军区卫生部调拨一批六位将军需要的药品,放在疗养院药房专药专用;三是给疗养院增配一辆小汽车,专门用以到宁乡县城等距疗养院较远的市场采购副食品;四是组织六位将军和他们的夫人,到韶山毛主席故居参观游览。另外,还有关于看文件、日常生活等方面的改进措施。

  我看后心想,广州军区对这六位将军的优待措施,与我俩湖南之行传达了总政治部的意图是分不开的。因为我俩到长沙后并没有向湖南省军区传达关于六位将军的什么信息,只不过是用我们的行动表明自己对六位“靠边站”多年的领导同志的政治态度而已。后来听说,湖南省军区干部处处长把我“不一般”的举动向湖南省军区领导汇报后,省军区马上转报了广州军区,于是很快提出对六位将军采取几项优待措施的意见。

  在我到北京工作之前六位将军就“靠边站”了,所以在我接手的任免干部名单上已经没有了他们的名字,对他们的有关情况,除对、李成芳较熟悉外,其他都不甚了了。从湖南回京查阅档案和电话询问昆明军区、南京军区后,才了解到他们的一般情况,他们都是叱咤风云的开国将军。

  ,湖北黄安(今红安)县人,1929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靠边站”前为昆明军区司令员。历任排长、连长、团长、军分区司令员、纵队司令员。在朝鲜著名的上甘岭战役中,他是打出军威的志愿军第三兵团第十五军军长。

  李成芳,湖北麻城县人,1929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靠边站”前为昆明军区第二政治委员。历任班长、排长、指导员、教导员、团政委、旅长、纵队政委、军长。

  胡荣贵,山西定襄县人,1933年参加革命,1937年参加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靠边站”前为昆明军区副政治委员。历任干事、队长、指导员、股长、团政治处主任、团政委、旅政治部主任、旅政委、省军区及大军区政治部主任。

  张子明,山西离石县人,1935年参加革命,1937年参军,1961年晋升少将军衔,“靠边站”前为昆明军区副政治委员。历任股长、指导员、团政治处主任、团政委、副师长、师政委,军事工程学院教育长、副政委。

  王蕴瑞,河北巨鹿县人,1931年宁都起义后参加红军,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靠边站”前为南京军区参谋长。历任参谋、科长、团长、师长、纵队参谋长、兵团参谋长、志愿军参谋长。

  张力雄,福建上杭县人,1929年参加革命,1932年参加红军,1961年晋升少将军衔,“靠边站”前为云南省军区第二政委。历任指导员、团政治处主任、团政委、分区政治部主任、旅政委、纵队政治部主任、军政委。

  六位将军都是于1967年初调到北京后“靠边站”的,其中五个人有这样那样名目的专案组进行审查,还有一个人与任何专案都没有瓜葛,也在北京“靠边站”了两年多,他就是。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回忆录》第十七章“新的考验”中,有一节的题目叫“晾在北京‘靠边站’”,用词十分贴切。他在北京呆的两年多,第一不是停职检查,第二不是等待结论,第三不是等待分配工作,第四更不是被隔离或被监护。那么应该用什么词来表述他的处境呢?用了一个“晾”字,我以为完全符合他的实际状况。主任之所以特意要我问问将军是怎样被留在北京而没有回到昆明的,是因为总政治部事后查问,谁也不知道是为什么“靠边站”的,谁也说不清“靠边站”后到底归哪里管,实际上是稀里糊涂地“靠边站”了5年多。

  事情的起因是,1967年初上海造反派夺权后,全国各地的造反派也都跃跃欲试,有的与军内极左的人勾结在一起,冲击军事机关,揪斗各军区的领导人。周恩来和军委领导为了防止各大军区的主要领导同志被揪斗,派飞机将他们接到北京,住在京西宾馆保护了一段,风声过后其他军区的领导人陆续回到了各单位。昆明军区的两位军政一把手都没有回去,李成芳是因为归专案组管,而并无专案,为什么也没有回去呢?所以觉得这个谜需要解开。

  在灰汤疗养院个别交谈时,讲完他要说的事情后,我问:“秦司令,李主任让我请问你一下,你当时是怎么留在北京而没有回到昆明的?”不假思索立即回答说:“是军委××领导同志跟我谈的,他说现在昆明军区机关还比较乱,你先不要回去,呆一段看看形势再说。”1968年3月“杨、余、傅事件”发生后,还是按照军委那位领导同志的要求,搬到了海运仓总参第一招待所后小楼,一住就是一年多。《回忆录》中有好几处提到,同他一起被疏散到湖南的其他五位同志,都断不了有专案人员光顾,而从来没有专案人员找过他。他当时哪里知道,自己并非专案对象,是糊里糊涂地被“晾”到一边的。

  1969年10月17日,利用中央决定战备疏散的时机,借口“加强战备,防止敌人突然袭击”,擅自发布“紧急指示”,调动全军进入战备状态。10月18日,总参按照黄永胜的传达,以“第一个号令”的名义通知了各部队。在北京凡是不在职的党政军高级干部,都要立即疏散到外地。京外来的“靠边站”的干部,当然就更不在话下了。

  “第一个号令”传达后的一天深夜,突然有几个人到海运仓招待所,找在这里“靠边站”的干部逐一进行个别谈话,宣布军委办事组的决定,要他们第二天就离开北京去外地,并且不得互相打听将要去的地方。这几个人一走,楼里顿时陷入一片混乱之中,经交谈,得知他们被分到了四面八方。昆明军区的、李成芳、胡荣贵、张子明、张力雄和南京军区的王蕴瑞六人分为一个方面,都告知到广州军区。宣布的是命令,非走不可,一点商量的余地也不可能有。大家面面相觑,心情都很沉重,谁也闹不清这次疏散意味着什么,将来命运又将会如何。

  第二天火车票准备就绪,六位将军一齐到了北京车站。护送他们的是八三四一部队的一名排长。他按照上面的交代,“忠于职守”,一夜都不敢入睡,对护送的对象进行监督,生怕这些人出了什么问题。

  六位将军在谈话中都诉说了这些年来的不正常遭遇,有的提到心酸往事时不禁泪流满面。我们离开疗养院前到病房与六位将军一一告别,他们都表示要说的话都说了,感谢组织派人对他们的看望。我听了六位将军的不正常遭遇,同情之心油然而生,说了一些安慰的话,回到机关如实地向领导作了汇报。

  “第一个号令”发布后,当时向六位将军宣布是去广州军区,可是到长沙就让他们下了火车,接到湖南省委招待所住了三天。中间来人向他们介绍了西湖农场的情况,宣布他们将被安排在那里劳动。很快,他们就被送往汉寿县境内的西湖农场。六个人被分到六个连队,规定相互间不准来往。

  西湖农场最早是湖南的一个劳改农场,是在洞庭湖西面围湖造田建起来的。房子是犯人们打坯盖的草房,非常简陋;地面坑坑洼洼,用脚一踩就会出水;屋顶上到处是洞,麻雀不断飞进来啄食。夏天炎热难当,冬天冷得要命,洗脸毛巾往铁丝上一搭,转眼间就结了冰。连队伙食极差,几乎整月见不到油荤。

  生活条件的艰苦,作为老革命的他们都不在乎,因为他们都是从艰苦环境中走过来的。让他们憋气的是政治待遇,六个人生活上虽然与战士们同吃同住同劳动,但在政治上却享受不到一个普通战士的待遇。

  他们在西湖农场期间,在连队归班、排、连长管,团里则由政治处的保卫股管。什么矛盾性质的人归保卫部门管理,部队历来都是有明确分工的,所以从管理渠道上不难看出,农场对他们是作为专政对象看待的。由此给他们带来了许多精神上的痛苦,他们向我诉说了很多这方面的具体情况。比如:

  他们想自费订阅报纸,得不到农场的同意。他们写封家信,寄出前要经保卫股审查,家里来信也要先由保卫股拆阅,凡被认为是不该写的内容一律抹去。每个周末的组织生活,值班排长一吹哨,宣布党员站第一排,团员站第二排,不是党团员的战士站第三排。六位将军都是有几十年党龄的老党员,但不能站到第一排,第二排也不是他们这个年龄的人应该站的地方,只能站到第三排,跟非党非团的战士们站在一起,听值班班长训线年的一天,以营为单位集合选举四届全国人大的军队代表,与全连官兵列队去营部投票。快到营部时,营里一名干部把拦住,让他回去看书,剥夺了他作为一个普通公民的选举权。其他五位同志亦然。的女儿畹江住在营部,有位副营长的爱人和畹江比较要好,有一天她很神秘地约畹江到外面一个地方见面,沮丧地告诉畹江说:“今后我不能跟你来往了,组织上已经批评了我,说我跟你常在一起是立场有问题……”

  1972年4月,“九一三”事件发生半年多了,六位将军才接到通知,说要将他们转到湖南宁乡县的一所部队疗养院364医院休息、疗养,从而结束了在农场监督劳动的生活。

  六位将军到灰汤疗养院后,吃、住等生活条件比在西湖农场时有了改善,但他们感到在政治上仍然受着歧视:一是活动范围有限制,不得离开疗养院附近;二是每个人配有一名战士,名为警卫,实际是监视他们的行动;三是刚开始看不到任何文件,经一再要求,后来才由省军区政治部每月送一次团级干部阅读的文件集中传看。

  这样又过了5个月,政策才渐渐地放宽了一些,而且他们的家人可以到疗养院与他们团聚了,这让他们兴奋不已。六个人都先后经历了到灰汤车站迎接亲人的难忘时刻。的爱人唐贤美,于8月初放暑假后带着孩子们从昆明赶到灰汤。这是全家分散五年多后的第一次团聚。

  说:“随着家人的到来,我的生活也日见规律。每天下午,我扛着竹竿和爱人去四周山坡上打松球,我打她捡,每次提回来一网兜。这固然是为了解决生煤炉的引火问题,但更多的是为了充分享受一种田野情趣。上午,我们则读书看报。当时新华书店来卖过几次书,我们买了一些。我的老秘书张维明也从四川给我寄了几本书来。我对他寄来的苏军元帅朱可夫写的《回忆与思考》一书最感兴趣。这本重点记录二次世界大战中苏军作战情况的书,我对照地图读了两遍。因这本书是秘书借来给我看的,我读后又寄还给了他,但内心很舍不得。一次出外散步时,我与同在灰汤疗养的工程兵某师政委谷善庆相遇。我们过去素不相识,但他对我很热情,显得很尊重。当在交谈中我称赞《回忆与思考》这部书不错时,他立即慷慨地说:‘我这儿有一部,我送给你,首长。’在那个岁月里,谷善庆同志能够这样做,是很不简单的,表明了他的不随波逐流和为人的正直,让我非常感动……”

  在灰汤,除外的其他五位同志,都不时有专案人员前来向他们核实情况,索取证明材料,而却如同在西湖农场时一样,仍然没有任何人来找他,所以他有比别人更多的时间享受“田野情趣”。有专案人员光顾的将军,虽然有些想向组织反映的问题可以通过专案组的渠道转达,但有时也会产生“冲突”。张子明将军第二次与我们交谈的内容,主要就是反映专案人员搞“逼供信”的情况。他说,有一个同志的历史情况,按照自己的记忆实事求是地写出证明材料,但专案人员不满意,三番五次地逼迫他按专案人员的口径重写。他坚持不能编造,专案人员就批他的“态度不老实”,双方争吵不休,搞得很不愉快。张子明将军讲到这里,难过地掉下了眼泪。

  我和任秘书回到北京的当天,就将我们湖南之行的情况整理成文字材料向主任作了报告。很快他就指示,把我俩向他的报告改一下,改成由他署名向周恩来的报告。

  1972年“”还没有结束,“靠边站”被审查的干部要得到解放和分配工作,按当时的惯例都得有个审查结论,有问题要写清楚是什么问题,没有问题也得写个“事出有因,查无实据”的结论。六位将军中的五位都是立了案的被审查对象,要解放分配工作,当然也需要由审查他们的机关提供结论材料。没有立案审查,但因为他与其他五位将军一直在一起,这次也只好等着一批办理。

  五位被立案的将军,只有王蕴瑞归我们第二任免处业务管辖范围――南京军区审查,其余四位的立案单位不属于第二任免处的管辖范畴。因此,领导上就把了解专案组对王蕴瑞审查情况的任务,交由我们处办理。那时候谁都知道,领导机关向下面了解对被审查干部审查的进展情况,是要求尽快结案的一种催促方法,也就是解放干部分配工作的“前奏”。但是,要了解和搞清楚被审查对象的情况,还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正如《在动乱岁月》所述:“当时解放干部,在中央政治局,有、张春桥的捣乱;在基层,有受极左思潮严重影响的某些干部的干扰,增加了工作的难度。”

  王蕴瑞将军的情况就是这样。我们催问了南京军区几次,负责搞他专案的人员都说,王蕴瑞历史上还有一个问题没有查清,所以还不能作结论。什么问题呢?说起来真是不可思议,当时我们第二任免处的工作人员都将此作为笑料来谈论。1934年中央红军长征后,留在苏区的红军组建了闽浙赣军区,方志敏为司令员,粟裕为参谋长。1935年夏,组建浙西南军分区,王蕴瑞(当时叫王永瑞)出任司令员。不久,军分区被军队“围剿”打散,部队大部伤亡,王蕴瑞与上级机关失去了联系,便与浙江籍的一个参谋化装跑到该参谋老家隐蔽起来。的“围剿”越来越残酷,王蕴瑞又不会讲浙江方言,在参谋家里无法长期躲藏。这时参谋的父亲出了个主意,建议王蕴瑞回河北老家去避难,并凑了点路费,与参谋一起将王蕴瑞送到浙赣铁路线上的一个小火车站,上了开往老家方向的列车。1937年秋,八路军出师华北前线抗日,王蕴瑞很快与部队取得联系,重新投入了新的战斗。

  “文革”中,有人怀疑王蕴瑞从浙西南军分区被打散,到重新回到八路军工作,中间这一段的历史有问题,便立案进行审查。专案组经过调查取证,浙江的那位参谋证明,王蕴瑞上火车前没有被俘、被捕问题,河北巨鹿老家的人证明王蕴瑞回家后,没有任何不正常的情况。但是,专案组以王蕴瑞从浙江火车站到河北巨鹿的中间,尚未取得没问题的证明为由,坚持不能下结论。我们说服专案组的同志,王蕴瑞从浙江上火车到巨鹿的中间,没有人证明他没有问题,但是也没有人证明他有问题呀!单独一个人在长途跋涉中的活动情况能找到证明人吗?你们这样拖到什么时候才算完?最后专案组不好再坚持原来的观点而作罢。

  1973年4月,解放六位将军的准备工作终于告一段落,正式决定六位将军离开湖南灰汤,到相应的地方等待分配工作。到什么地方等待呢?经总政治部研究决定,两位大军区正职干部来北京,其余四位,凡是与原单位两派群众无瓜葛的回原单位,否则也来北京待命。4月下旬,干部部以总政治部的名义电话通知了广州军区,请他们责成湖南省军区,派员护送、李成芳、王蕴瑞、张力雄四位将军来北京;通知昆明军区,请他们派干部到灰汤将胡荣贵、张子明两位将军接回昆明。

  4月28日,等四位将军抵达北京,我到火车站把他们接到总参海运仓招待所,仍然安排在他们三四年前住过的后小楼待命。待命期间,分工由总政干部部任免二处负责照顾。4月29日,我将庆祝五一节的游园票一一送给四位将军。5月1日,他们高高兴兴地参加了首都各界的大型游园活动。5月2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早晨的新闻联播节目和各大报纸,都播出、刊登了新华社的新闻报道。报道中专门有一段说:“参加节日联欢活动的还有:……、李成芳、郭林祥、廖汉生、吕东、、钱信忠、张稼夫、李质忠、童小鹏、邓典桃、李步新等。”

  、李成芳参加五一庆祝活动的消息公布后,好多人都去招待所看望他们,表示祝贺。一时间,你来我往,好不热闹。他们的这些战友都是“文革”中受过摧残的,大家大难不死,还能相见,都感慨万千。

  过了不久,六位将军陆续分配了工作。任成都军区司令员,李成芳任国务院第五机械工业部部长,胡荣贵仍任昆明军区副政委,张子明任铁道兵副政委,王蕴瑞任军事科学院副院长,张力雄任江西省军区政治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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