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昔之钜商甲族夷为编氓;河决铜瓦厢2019/3/16扈再兴

时间:2019-03-16来源:未知 作者:admin点击:
淮阴,是一代伟人周恩来的故乡。周恩来在《射阳忆旧》中写道:生于斯,长于斯,渐习为淮人;耳所闻,目所见,亦无非淮事。①他在淮阴度过了一生最初的12个春秋。俗话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作为生长淮阴、熟悉淮事、地地道道的淮人,毋庸讳言,周恩来的身

  淮阴,是一代伟人周恩来的故乡。周恩来在《射阳忆旧》中写道:“生于斯,长于斯,渐习为淮人;耳所闻,目所见,亦无非淮事”。①他在淮阴度过了一生最初的12个春秋。俗话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作为生长淮阴、熟悉淮事、地地道道的“淮人”,毋庸讳言,周恩来的身上打上了难以消磨的淮阴乡土文化的烙印。

  家庭是社会最基本的细胞、单元。对于一个咿呀学语的孩子来说,那些最亲近的呵护关爱最多的人,应当说是其最早的老师,特别是10岁以前的孩子,甚至能传承他(她)们的性格和品格特征,生活和行为习惯等等。因此,要研究淮阴乡土文化对周恩来的影响,首先必须对他的家庭及其最亲近的一些人进行考察,并作必要的“文化定位”。

  周恩来祖籍是浙江绍兴城,是出“绍兴师爷”的地方,但到其祖父周攀龙时,就已离开绍兴,于咸丰初年迁居清江浦(今淮阴城,时为清河县城),咸丰末年定居淮安。②

  周攀龙是国学生,曾代理过安东(今涟水)、阜宁、桃源(今泗阳)等县知县,海州直隶州知州。③他逝世时,周恩来还未出世,他的祖父——一个“纯粹”的绍兴人,已很难说对他有多少影响了。

  周攀龙生有4个儿子:同治十一年(1872年)生贻赓,十三年生贻能(周恩来生父),光绪二年(1876年)生贻奎,四年生贻淦(周过继父)。这兄弟4人长大后,贻赓承父业“在奉天一个衙门里当‘主稿’”,也算个师爷;贻能“为人忠厚老实,他也学过师爷,但没有学成,只能作小事。”④贻奎是个残废人,辗转床箦几十年;贻淦过早夭亡。总起来说,周恩来的父辈也还勉强维持了诗礼簪缨之家的面貌,然而,明显地处于没落的境况。特别是1907年周的生母万氏、养母陈氏相继病逝后,周家经常靠借贷、典当维持门面和生计,更呈现一派门衰祚薄之景。

  需要强调的是,周恩来父辈的兄弟4人,均在淮安出生或长大。尽管他们长大后,有2人去学当“绍兴师爷”,还有意无意地贴上“绍兴人”的标签,但他们毕竟是出生、成长在淮上,讲的是一口淮阴话,不仅如此,而且都是娶淮上姑娘为妻。因此,从严格意义上讲,从周恩来的父辈起,就已经是淮阴人了。尽管周恩来也曾不止一次地讲,他是浙江人、绍兴人,但那是遵循了中国人不数典忘祖、喜欢强调父系祖籍的传统;他在更多的场合则讲他是淮安人。后来,大概是为了防止引起淮安和绍兴的争议,周恩来干脆来个折衷,称自己是“江浙人”。其实,他魂牵梦绕的浓浓乡情是淮安和清江浦。他慨叹自己“少小离家老大不回”的地方也是淮安和清江浦,因为这里才是塑造他最初文化形象的根。

  谈到“家”,还必须研讨一下周恩来在清江浦住了3年多的家。清江浦,是周恩来生母万氏的娘家。3年多里,有一半时间就住在娘家,还有一半时间虽另择屋居住,但是住得很近,几乎无日不往还。俗话说:“外甥多像舅”,这主要是从生理特征上讲的。笔者认为,周恩来不仅在生理特征和天赋条件上以母系遗传为主(他的相貌长得极像万氏),而且在后天成长上生母万氏对他的早期影响也是最大的。而他在清江浦生活之际,是6周岁到9周岁,正是早慧的周恩来启蒙、入世的初始阶段和关键时期。在这期间,周恩来不仅与母舅家一起生活、相处,还经常潜身于他外祖父留下来的大藏书室,邀游于知识的海洋中。⑤还以其超乎寻常的好奇心吸纳清江浦一切新奇的人和事,充实着自己的社会知识。从周恩来保存下来的早期文章看,主要有《射阳忆旧》、《巾帼英雄》两篇篇幅较长的文章记述两淮的人和事,其中《巾帼英雄》是记清江浦的事,《射阳忆旧》中记述两个故事,第一个故事也是记述清江浦的事。另外,1916年写的很多文章都引用的《评咏岳少保词七律》,文中所评的七律诗,也是周恩来在清江浦岳庙看到的。清江浦,给他留下了太深的记忆。

  周恩来的外祖父万青选,原籍江西南昌(其前辈已居于河北宛平,故有的志书亦称他为宛平人),外祖母张氏夫人则是清江浦人,周的舅父、姨母辈都是在清江浦出生、长大,更是地道的“淮人”。万青选的父亲承紫、伯父承纪早年由宛平到淮上谋生,干幕僚,当师爷。万家卜居清江浦比周家到淮上要早40年以上。在黄河北徙前,黄、淮、运交汇地带素称难治,而万承纪、万承紫兄弟能从普通幕僚而晋升到比县知事级别还高的外河同知、中河通判这样的官,⑥可见他们是非常精明能干、善于治水的。万青选似乎比他的父辈更有才气,从咸丰年间由宝应县主簿捐资任清河县知县开始,先后三任清河知县,并任过盐城县、安东县和山阳县知县,光绪十八年由淮安府同知改任里河同知,为官30多年。万氏的治水家法可谓代有传人,到万青选的子侄辈,仍不乏精于此道者,“其子万立钰(周恩来八勇),精于水利,对乡邦水利多参与,颇有建树,他能通过看水的颜色,测知上游洪水的来水量”。⑦然而万家到万立钰这一辈,兄弟10人,“一半在外面,或做师爷或经商;在家的几个,有的泡赌局,有的玩古董,有的逛窑子”,弄得家庭里矛盾百出。⑧万家也呈现一片式微的不祥之兆。

  综上所述,无论是周家,还是万家,都是处于没落的淮阴封建士大夫家庭。因此,淮阴的封建“士”文化,是对童年周恩来产生影响的主体(但绝不是唯一)文化层面。

  每一种地域文化都既有积淀,又有流变,都具有一定的地理特征和时代特征。周恩来生活在故乡淮阴之际,淮阴(特别是淮安和清江浦两座城市)呈现什么样的文化氛围(或曰文化环境)呢?为了准确地揭示淮阴乡土文化对周恩来的影响,必须对其进行“历史复原”。

  周恩来在故乡生活之际,正是清王朝行将倾覆之时,列强的入侵、肆虐,国库的空虚,人民的贫弱,维新变法的失败和民主革命风暴的即将到来,所有这一切,使社会越来越动荡不安,从而加快其变化的速率。而这时期的淮阴更有其特殊的变故,并由此而呈现出地理文化独特的流变形态。

  周恩来童年生活的淮安和清江浦,是典型的因交通而兴,因河、漕、盐、榷、驿而兴的城市。淮安城位于古邗沟入淮处末口,向来为淮运交汇处的重镇,明清时期,这里不仅是山阳县衙、淮安府衙的所在地,而且是漕运总督的驻节之所。漕运是封建王朝的命脉所系,故明清总漕的地位很高,与封疆大吏相埒,淮安城也因此俨如省会。驻在这里的淮北盐运分司,是有名的“肥缺”。官盐商的豪富更无与伦比,他们利用垄断经营聚敛的数以千万、万万计的财富,在淮安城北三里的河下营造很多豪华第宅和近70座园林,⑨以致区区河下“高堂曲榭,第宅连云”。他们“出则仆从如烟,骏马飞舆,互相矜尚”,入则华筵连宵,歌吹竞艳,挥霍无度。10河下因是淮北盐的集散地而富甲一郡。淮安城西北的板闸,驻有淮安榷关监督及其大小属吏,向往来商船收取关税。淮安遂成为商贾云集、市场繁荣的著名商业都会和三教九流的喧嚣之地。

  清江浦位于淮安城西北30里,其间有河下、板问、钵池等较大聚落,两城市似断还续。清江浦地跨里运河两岸,是黄河夺淮后,为治河理漕而兴起的城市。清江浦在明代设有工部分司和户部公司,清代设有南河总督署,还先后或同时设有其他官衙不下二三十个。总河的地位与总漕相当,要论“油水”,甚至胜过总漕。清廷每年拨给南河的修防费用多达四五百万两白银,遇有大水决溢还另拨专款,故旧时称治河花费为“水大头”。清江浦一带的居民因此而大多寄食于河、漕。所谓“市廛杂还,浩穰百端,春夏有粮艘之载挽,秋冬有盐引之经通,河防草土之事,四时之中,无日休息。贫民失业,力食致饱,或白手空游而得厚实。民乍富乍贫,日月异趣。主与客相耀,野与市相驱。”11众多的治河经费,其实“河取其三,官取其七”,因此,河工大小吏员“凡饮食衣服车马玩好之类,莫不斗奇竞巧,务极奢侈”。他们挥霍淫奢,使“脂膏流于街衢”,曾一度造成清江浦的繁华,12清江浦还是“南船北马”交汇之地,清江浦石码头旧有“九省通衢”之誉。与石码头仅一箭之地的王营,“若值会试之年,南尽岭外,西则豫章,百道并发,朝于上京,而此为交衢,”往往呈现“日出千车”的盛况。13清代的淮安和清江浦,已不仅是一方之重镇,更是全国之名城。

  关于两淮的繁荣盛况,光绪《淮安府志》有一段精彩简洁的描述:“府城至北关厢,由明季迨国朝,为淮北纲盐顿集之地,任鹾商者皆徽扬高资钜户,役使千夫,商贩辐辏。夏秋之交,西南数省粮艘衔尾入境,皆停泊于城西运河以待盘验,牵挽往来,百货山列。河督开府清江浦,文武厅营星罗棋布,俨然一省会,帮工修埽,无事之岁费辄数百万金,有事则动至千万。与郡治相望于三十里间,榷关居其中,搜刮留滞,所在舟车阗咽。利之所在,百族聚焉”。14“市不以夜息,人不以业名,富庶相沿,奢侈成俗。”15以至“士有闭蓬户然膏油不入公卿之门,则仆隶笑之;妇人衣不呈质,锦纯绣领过其材;至如清门素士,搞綦椎髻,少与婚对。”16“惟士人尚能遵俭仆、持节概,耻与豪盛相往还。”17

  然而,自道光十一年(1831年)陶澍实施淮北纲盐改票后,淮安河下盐商的财路大受影响,有的甚至贫至彻骨,河下遂迅速衰落。咸丰五年(1855年),黄河北徙后,中运河水源锐减,运道梗塞,致使河运停顿了10余年,江南漕粮遂大部由海运北上。黄河北徙后,水上修防任务亦大大减轻。咸丰十年,捻军攻克清江浦,清江浦又惨遭兵火。十一年,清政府裁撤了南河总督,同时把驻节淮安的漕运总督移驻清江浦,且由海督兼管河务,河务、漕运同时式微。19世纪末,由于近代邮电事业的兴起,两淮往昔繁剧的驿传随之销声匿迹。宣统三年(1911年)津浦铁路通车以后,淮阴“南船北马”的地位一朝丧失。由于这些变故,两淮城市迅速衰落:“自纲盐改票,昔之钜商甲族夷为编氓;河决铜瓦厢,云帆转海,河运单微,贸易衰而物价滋;寇陷清江浦,河员裁而帑金绌,向之铜山金穴湮为土灰,百事罢废,生计萧然。……暨时事迁移,重之以兵火,富者日益贫,贫者日益偷。每遇水旱,佃户贫民竞弃田庐携妇孺过江乞食……而士女方且竞修饰,被服丽都,婚嫁殡葬,岁时伏腊,尤多浮费,子弟博塞嬉游,莫之或禁,曩者浮靡之习,独未尽革,询乎由奢入俭之不易也”。18《续纂清河县志》更明确写道:“四十年来踵事增华,奢不中礼,婚丧之费不惜称贷以相夸耀。自政令维新,浮慕自由者低及礼教,几决男女大防。惟人民渐知趋重实业,农工商各赴其事……而欧化所被,士风渐即浮嚣。至于冠履之僭越,衣饰之诡异,几于上下无等,良贱混淆,则万方一概,不足为一乡一邑病已。”19

  以上只是反映两淮在由盛而衰的变迁中,文化“流变”的主要特点,因此,这种“复原”只能是粗线条的轮廓,或曰朦胧的点线。属于文化“积淀”的内容,则留待下面分析影响时一并展开。

  清王朝覆亡前夕,以河、漕、盐、榷而兴的淮安和清江浦,虽已被釜底抽薪而江河日下,但奢靡之风在世家中仍未“尽革”,“婚丧之费不惜称贷以相夸耀”,还在死要面子活受罪。周恩来的生母病逝,他的外祖母就硬逼着周家大操大办,使周家早已捉襟见肘的经济景况进一步恶化,以至于必须经常靠典当、借贷来维持各项开支。周恩来一生俭朴,反对浮费奢华、繁文缛节,这与他从小出入当铺,深受浮靡风气、繁缛礼节之害,关系至深。

  清末的淮阴同全国大多数地区一样,因“欧化所被,士风渐即浮嚣”,甚而至于“低及礼教”。当时,淮阴不仅有维新派人士活动,还有同盟会的民主革命分子活动,且比较活跃。如张相文以清江浦的江北师范学堂为阵地,宣传民主与科学;周实、阮式创办淮南社,以诗文鼓吹革命;韩恢、赵云鹏等,或在清江浦的北洋新军中串连,或在绿林中结党,积聚革命力量,这已不仅仅是“低及礼教”的问题了。周恩来的姨表舅龚荫荪就是孙中山的信徒,到过日本,结识了不少中国同盟会成员。他还变卖家产,支援革命活动,并经常为此而奔走于上海、苏州、南京等地。龚特别喜欢周,不但让他到龚家的学塾就读以免失学之苦,还给周讲了不少革命道理,给他看过一些宣传革命进步思想的书刊。所以周恩来讲龚是他的“政治上的启蒙老师”。因这方面学界多有论述,本文不再展开。

  与文化“流变”相比,淮阴地域性文化“积淀”对周恩来的影响更是多方面的,因而也更大些。谨分述如次:

  由于两淮是交通咽喉,烽烟起处则简为重镇,成为“兵马走廊”;黄河夺淮以来水患频仍,民生浮寄,这些因素导致民性易徙,“所谓士食旧德之名氏,农服先畴之畎亩,仅千百中之什一耳。”20这同江南一带数百年甚至上千年相对稳定地聚居一地,形成鲜明对照。淮安、清江浦更是商旅辐辏,五方杂处,故士风乡风不但不排斥客籍人士,而且对客籍人士之懿德善行,彰扬不遗余力。这与很多地方对“外来户”的排斥、轻视迥然不同。这种兼容并包,平等待人,“四海之内皆兄弟”,充满儒侠精神的士风乡风,在周恩来的接人待物中,可以说得到了最充分最完善的体现和升华。

  淮阴浓厚的儒教之风对周恩来的影响是不可低估的。这不仅因为他出生于封建士大夫家庭,也不仅因为他进的是私塾、读的是儒书,他的启蒙老师都有较深的儒学修养,更因为当时的整体氛围仍充斥着“儒气”。淮阴学风素来称盛。就拿淮安、清江浦来说吧,除了府学、县学外,就有书院近20所。较著名的有丽正、奎文、勺湖、射阳、崇实、袁江等。这些书院,大都由具有相当影响的学者名流任教,从而造就了大批人才。明清两朝,仅山阳(今淮安)一县就有进士200余人,举人700余名。河下弹丸之地,不仅举人、进士众多,而且出了状元、榜眼、探花,“河下三鼎甲”,至今被传为佳话。在《清史稿》中,以儒术、文学、贤能节烈立传的淮安籍人士,就有10多人。淮阴士风,儒雅和刚烈兼备。论武烈,“韩侯之兵功在炎汉,步骘之略威加蛮夷”;论文章,“三十篇《文选》之裁,都尉肇夫《七发》,建安七子有陈军谋之檄,大历十子有吉侍郎之诗……龚高士之天马,陶山人之雪兔,一艺之士,皆斯土之光也”。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之士,则有臧洪、陈容、刘仁赡、赵师旦、扈再兴、黄文政、缪朝宗、张孝忠、关天培等等。21晚清著名学者丁晏在评价淮阴的士风时写道:“淮土跨徐、扬之境,居南北之冲,江南诸郡文物华丽而或失之浮,河北诸郡气质颛固而或失之野。惟淮阴交错其中,兼擅其美,有南人之文采而去其浮,有北人之气节而去其野。”22这个评价虽有溢美之嫌和一定刺激性,然而淮阴士风,确实像发源于此的淮扬菜一样,取南北之长,成独特之风。周恩来在这样的文化氛围中,在当时的私塾中接受启蒙教育,不可能不受到这里浓厚儒学之风和独特士风的熏陶。

  周恩来离开故乡淮阴以后一年半,即1912年10月写的《东关模范学校第二周年纪念日感言》,23文言文写得那么老道,思考问题那么深入,没有在故乡学儒学打下的深厚基础,绝不可能在一年半时间内一蹴而就。淮安在清代有“诗城”之誉,一度名动全国,诗风所被,文人皆能言诗。感时言情之人比比皆是,慷慨悲歌之士代不乏人。现在所能找到的周恩来写的最早的诗,是他16岁时写的《春日偶成二首》。其一曰:“极目青郊外,烟霾布正浓。中原方逐鹿,博浪踵相踪”。24而他写《大江歌罢掉头东》时,也仅有19岁。周恩来早期的诗,既附丽着儒家诗教的色彩,更体现着慷慨悲歌、讨伐无道、向往和投身革命的情怀。同时,这里面也融会着儒家的“以天下为己任”的精神。

  地方历史名人的事迹、传说和精神风貌,是地域文化“积淀”的主体内容之一。这部分内容,对青少年的影响尤为巨大。过去的研究文章和著作中,不少谈到“兴汉三杰”之一的大军事家韩信对周恩来有着重大的影响。韩信曾为成就大事而忍受胯下之辱。周恩来超人的忍辱负重的精神,与乡贤韩信何其相似!英国作家韩素音甚至这样写道:“70年之后,当周恩来在床上弥留之际,也许他还记得韩信的故事。因为他就像韩信,他拯救了国家,使之安定,为此他曾经忍受过极大的屈辱,就像韩信为了能活着去干大事,而在屠夫的胯下爬过。陈氏也会告诉恩来,正是韩信曾经捍卫过其帝位的那位皇帝是如何以怨报德,听从恶妇吕氏的谗言,把韩信杀害了。多么惊人的相似!周恩来,中国的总理,后来亦遭到一个好报私仇的妇人的迫害。”25韩信对周恩来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顺便多说两句,周恩来的有时甚至失之“过分”的忍辱负重的精神,恐怕不仅仅是受了韩信“胯下之辱”的影响,也是打上了没落的封建士大夫的忍辱负重的文化烙印。

  淮阴关于汪廷珍的故事传说也很多,家喻户晓的程度仅次于韩信。汪的家和墓,在周恩来经常坐船去玩耍的淮安河下;汪墓还在周恩来当年经常往返的淮安至清江浦的必经之道上;汪墓是道光皇帝钦赐“祭葬”的,墓道上有石翁仲,还有彰扬其生平事迹的墓志铭等,喜欢猎奇的少年周恩来不可能不知道。他的养母陈氏出生于科宦门第,在科举取士的时代,她和其他一些年长辈高的亲属,不可能不对他讲这样一位通过科举跻身仕途、位居一品的大名鼎鼎的乡贤。然而至今,却没有一篇文章和著作中提到汪廷珍。

  汪廷珍(1757~1827年),字玉粲,号瑟庵,12岁丧父,由母亲程氏抚养成人。其时家道中落,逢荒年,甚至三餐难以为继,而不令人知。年终岁尾,家中无米为炊,使人去城外索旧欠无所得,母子各饮茶一碗,以几根咸菜充饥。母亲倔强的性格和艰苦生活的磨难,锤炼了汪廷珍的坚强意志,并激发他刻苦学习。乾隆五十四年(1789年)以一甲第二名进士及第(榜眼)。五十六年以翰林院编修升侍读学士,旋又升祭酒。其间选刻《成均课士录》。嘉庆帝继位后,汪廷珍入直上书房,协修起居注,又擢升侍讲学士,成为太子属官,颇得嘉庆帝信任。后连任安徽、江西、浙江学政,曾撰《学约》五则以训士:一曰辨途,一曰端本,一曰敬业,一曰裁伪,一曰自立。从五则内容看,汪廷珍的教育思想,十分注重引导士子明确读书作学问的目的性,特别强调读书人要以天下为己任,切实掌握实用之学,为义为人,不为利为己。在治学方法上,他反对沿袭前人陈腔滥调,主张因时制宜,求真辨非,树立自己的独立见解而不为社会风气所左右。因此,他把自己的书室名为“实事求是斋”。汪廷珍任上书房师傅最久,对道光帝尽心启迪。道光帝登极后献策尤多,累擢左都御史、礼部尚书,加太子太保衔。道光帝在诏书中称他“授师傅以来,倍加勤慎,使朕通经义,辨邪正,受益良多。自朕亲政后,畀以左都御史、尚书之任,均能称职,师道、臣道可谓兼尽矣”。后因查勘南河决口得力,于道光五年升协办大学士。七年病卒。汪廷珍一生谨守母教,生活俭朴。为人正派,举止有分寸,“不棘不阿”,待人以礼,而又不拉拉扯扯。“门生故吏遍满中外,终其身无尺一相慰答”。26他为大学士期间,“不以隆隆赫赫为名高,其行谊文章,海内识与不识,推为正人无异喙。”27他不务虚名,述而不作。大学士阮元很佩服他学识渊博,劝他著书立说,他说:“六经之奥,昔儒皆先我言之,岂敢复以长语相混哉?但读书所以析义,要归于中有所主而已。”28他平生虽未专事著述,但奏议序跋、唱和诗词也有不少,后编为《实事求是斋集》。

  周恩来不仅早年的家庭遭际与汪廷珍很相似,而且思想作风、立身处世之道,甚至很多言行都极相似。汪廷珍强调读书人要以天下为己任,周恩来坚持“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汪廷珍强调实事求是,并以此名其书斋,周恩来一生坚持实事求是,即使在“”时期“”甚嚣尘上之际,他也没有放弃对实事求是的韧性坚持和追求;汪廷珍恪守“为义为人,不为利为己”,周恩来一生勇于修正错误,维护真理,坚持毫不利己,专门利人;汪廷珍一生勤慎,周恩来在勤慎方面更无懈可击;汪廷珍立朝30余年,“不棘不阿不党”,周恩来则堪称“不棘不阿不党”的典范;汪廷珍为相,“不以隆隆赫赫为名高”,周恩来为总理,日理万机,不骄不矜,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汪廷珍才气过阮元,却坚持述而不作,周恩来早年即以文才诗才名,以思想深刻著,但中年后却不露锋芒,也“述而不作”了。所有这些,能说是偶然的巧合吗?分明有同乡的影响、“传承”的印痕。我们绝不能因为汪廷珍是封建王朝的宰相,而无视甚至否认这样的事实。

  周恩来小时候听得最多的,还是关于他外祖父万青选的故事。万青选为官30多年,在周恩来出生后即去世。他行政不尚苛察,“一以和洽舆情为本”,“而钩稽疑狱必详审再四,核实乃已”。任上重视修水利,办教育,“一意与民休息,劝导棉桑,雇江南工师教民机织”。光绪二年大灾荒,道馑相望,主持“设厂赈粥,全活十余万人。先后任事十年,民以大和”。他被列为“名宦”,并与清河县历史上的著名清官李信圭、管钜相提并论。他逝世后,人们在清江浦建立“万公祠”祭祀他。29万青选受到清河县吏民的敬重、供奉,生活在清江浦3年多的外孙不可能不去“万公祠”祭拜,也不可能不有所触动、影响。万青选行政不尚苛察,“一以和洽舆情为本”,注意公正断案,重视抓好关系国计民生的大事,等等,这些都能从周恩来身上找到“再生”的影子。

  以上这三个都是对周恩来有较大影响的地方历史名人。而在当时活着的人当中,则几乎众口一词地称三个女性——周的生母万氏、养母陈氏、乳母蒋氏对周的影响最大。对此,笔者没有异议,只是想强调一下,万氏和陈氏,作为封建士大夫家庭的成员,都是儒学经典或儒教规范造就的。万氏虽未读过多少书,但她特别聪慧精明能干,善良大度,是万青选最得爱的女儿。嫁到周家后,马上以其达事理富才干善齐家而成为支撑这个没落世家的主妇。她终因操劳过度而于1907年春(周恩来9周岁时)过早地去世。养母陈氏是典型的由饱读诗书的大家闺秀而变成大家少妇的,她年轻守寡的命运和沉静寡言的性格,也注定她是短命的。她也在1907年紧接着万氏而病逝。万氏的善良、精明能干和宽容大度、与世无争;陈氏的热爱知识,会动脑筋,沉静温和,都给童年周恩来以耳濡目染。乳母蒋氏是循规蹈矩、善良忠诚的普通劳动妇女。他勤劳俭朴,对主人忠诚不二。周恩来在生母万氏和养母陈氏相继去世后,乳母蒋氏尽管没有了工钱,但仍留在周家照料恩来。后来,周恩来在天津读书期间,蒋氏还不远干里前去看望日思夜念的恩来。“她是那种死心塌地效忠于主人的佣人。”30周恩来在《射阳忆旧》中,记述了一个奴仆忠于主人、辎铢不染的动人故事,并于最后点明主题:“固特书之,以风天下之公仆”。31周恩来曾说过:“我从她(指蒋氏)那里了解到劳动人民是如何生活的。她教我大公无私”。32可见,周恩来大公无私的精神和人民公仆的思想,最初是从乳母蒋氏那里受到熏陶和启迪的。

  ①、23、24、31《周恩来早期文集》第1版(上),第15页、第1页、第9页、第21页。

  25、30、32(英)韩素音《周恩来和他的世纪》第14—15页、第16—17页、第1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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